人人都在谈的数字化转型，到底该怎么做

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大命题，也是一个大趋势。未来一段时期，数字经济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各行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步伐将大大加快。据此，发改委提出了如何解决企业“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三点具体举措。

虽然有了政策利好，但对于大多数传统企业来说，实现数字化转型在实操层面缺少足够的行业解决方案和企业成功案例。对此，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分析了数字化转型的五个关键问题。

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问题分析— — 如何让企业“会转、能转、敢转”

文 | 朱岩

世界经济正在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这将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飞跃，它将会涉及社会治理、经济运行、企业经营、个人生活等全方面的变革。从社会经济总量来看，每一次大的经济模式飞跃，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都会有数以十倍计的提升，也就是说，数字化转型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是我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必须要抓住的机遇。也正是着眼于世界格局的重构，国家对数字化转型的政策频出，为企业转型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政策环境。3 月 23 日，国家发改委提出了如何解决企业“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三点具体举措，抓住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支持的核心，应该说对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大多数传统产业而言，虽然有了政策利好，但在面对数字化转型时，依然会一头雾水，在实操层面上还缺少足够的行业解决方案和企业成功案例。这也使得很多传统产业在面对数字化转型时往往浅尝辄止，不敢对经营模式做太大的变革。那么企业面对数字化机遇时，如何才能大胆创新、勇于开拓呢？本文分析了数字化转型的五个关键问题，力图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找到根本的市场推动力、为建立数字化转型理论找到基本入手点，并建立一个数字化产业生态的基本架构。

数字化转型的根本驱动力是释放数字消费：价值赋能

企业数字化转型要做到“能转、敢转”，必须要让企业看到转型的价值远远大于成本。那么仅仅停留在现有的市场消费之中，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必须创造各行业消费新业态和新模式，释放每个传统产业巨大的数字消费市场，才能让企业看到转型的价值所在，并加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数字消费是指人类社会针对商品的数字内涵而发生的消费。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单一的工业品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无论是工程机械还是日用百货，都需要具备以数据和链接为基础的数字内涵和文化内涵。

房屋需要为居住者提供大量的数据、而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汽车需要为乘客提供与周围链接的平台、而不只是代步工具；服装需要变成人类获取健康数据的重要载体、而不再只是美观和蔽体……

无论是在 2B 市场还是 2C 市场，当产品被赋予了这些数字性能之后，其消费模式就会发生很多改变，市场正在逐渐形成愿意为产品的数字属性买单的潮流，从而会大大拓展企业的经营空间和盈利方式，给数字化转型后的企业带来巨大的价值成长空间。

所以，如何创造和释放本领域的数字消费，是企业在思考数字化转型模式的第一出发点。企业要能够和合作伙伴一起，创新由大数据、可信、链接、智能等特性所带来的消费新模式、并利用新市场规律推广开来，这样企业才能有足够低的转型成本和足够大的价值空间。通过转型创造新的利润空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不能转、不敢转的问题。

数字化转型必须要理顺数字化生产关系：理论赋能

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如今的数字文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不一定是同步的，两者相匹配会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往往是领先于生产关系的，所以人类需要不断创新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现今全球主流的生产关系是在工业时代所形成的层级化、职能化的生产关系，这是为了适应大规模生产分工协作需要而建立的。现今社会的生产力高速发展，以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使得工业时代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其需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与先进生产力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数字化转型，归根结底就是寻找能适应新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个国家能够在理论与实践上领先，哪个国家就能够脱颖而出。

当前，不能匹配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已经导致了全球经济发展出现了大量问题，一方面大数据时代使得社会向着透明、诚信、公平的方向、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立足于层级社会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导致了大量的不公平现象。

在中国的经济生态中，原有不够透明的生产关系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产业生态，这是导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的重要因素。因而，数字化转型必须要从全社会、全产业、全供应链的角度，创造匹配“大智移云区”等数字生产力的数字化生产关系。

数字化生产关系具有数据透明、全员可信、身份对等等基本特性，国家大量出台的促进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已经为建立数字化生产关系的宏观环境逐渐铺平了道路。

各级政府管理部门还需要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比如改变对国企转型的考核方式等，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先进生产力的价值。

准备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要从所处产业和企业自身的特点出发，从微观上思考和创新局部的数字化生产关系，才能从理论上解决自身发展的动力问题，并能够更系统地付诸实践。

数字化转型需要政府引导建立数字基础设施：技术赋能

数字化转型是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传统产业走向产业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产业互联网不同于消费互联网，消费互联网的核心是流量、产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可信。只有建立一个全社会可信的、技术可靠、成本相对低廉的数字基础设施，才能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最坚实的技术基础，这些基础设施正是国家所提出的“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传统的基建支撑起了原有的实体经济产业生态，那么新基建所支撑的就是数字经济的产业生态。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需要更多、更发达的数字基础设施。

5G、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产业互联网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是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必需。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的价值，这有些像是 100 年前的铁路时代和 70 年前的计算机时代，哪个国家高瞻远瞩在这些领域里取得了优势，就可以全球化发展、拥有后续几十年的发展空间。因此，中国在新冠疫情时开展起来的新基建，对中国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除了硬件上的基础设施建设，软环境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非常重要，比如全国征信体系的升级和普及应用、市政数据的开放方式、包容审慎的监管模式等等。为了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要，在现有征信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基于区块链的经济系统可信机制，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信息分布存储、不可篡改等特性，通过设计相应的奖惩机制，保障产业生态中的信息公开透明，从而促进交易的公平性。

有了硬、软两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本会大幅度降低、数字化转型的周期也会缩短，数字消费模式也更容易建立和推广，从而大大促进中国的数字经济新生态建设。

数字化转型需要国企、民企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生态赋能

由于工业时代生产关系的弊病，导致国企与民企之间的伙伴关系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究其根本，还是在由于不透明所导致的各种寻租行为。国企和民企并不是不相容的，两种所有制模式各有优缺点，不能够简单地让两者用传统的方式融合。

在反腐高压之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所形成的传统产业生态急需重构。数字化转型就是要促进这种重构，让国企和民企在新产业生态中找到各自的定位，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不会转”的问题。

构建新产业生态的基础是透明和可信的产业基础设施，比如用区块链技术来保证各参与方的可信性。所以政府和国有企业在构建数字产业生态中具有当仁不让的责任，应该起到引领和指导的作用。

针对每一个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需要，政府或行业协会监督、龙头国有企业领导，建立一个基于区块链的产业可信交易机制，从而保证产业生态中的各参与方都能够公平、透明地进行交易，避免了工业时代存在的各种利益输送。

对国企而言，杜绝了腐败的风险，同时能够通过构建数字产业生态，实现数字化转型，并占据数字时代的新兴市场空间、真正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对于民营企业，通过参与产业联盟链，形成与国有企业互补的生态关系，从而公平、稳定地参与市场竞争，解决了原来国企与民企之间交易的两难问题。此外，民企通过上链，与国企的交易是公开、透明、公平的，证明了民企自身的实力，从而提升了民企的交易信用，于是商业银行也可以根据民企的交易信用发放贷款，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企业贷款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此外，民营企业有了诚信经营的环境，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自己所擅长的数字消费模式创新和产品创新上，从而为产业生态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并带动整个产业生态的不断增值，让国有企业也能够在产业生态中获得更多利润。

数字化转型需要重视数字产业模式研发和人才培养：人才赋能

数字化转型在全球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不同于信息化等发展阶段，那时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很多经验。西方的发达国家现有的生产关系，同样是适应工业时代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在面对数字化浪潮时，也同样不能适应。也就是说，从发展产业互联网的角度，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全球缺乏可以借鉴的经验，需要我们自己走出一条可为全人类借鉴的发展道路。

正因为如此，数字化产业转型模式需要社会各界投入精力做好研发工作，国家发改委提出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将会是一个很好的载体，能够极大推动中国对数字化转型模式的研发工作。

对于高校和其它智库机构而言，能够帮助政府和企业创新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模式和商业模式，也是中国对产业转型理论研究的重大贡献。

对于企业而言，也要积极开展数字产业模式的研发工作，要把它看作是比产品研发更为重要的企业创新投入，这样才能保证企业在构建数字化新生态过程中不被淘汰。

数字化转型也需要大量的数字产业人才，因此政府和企业都要加大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力度。在这一过程中，要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尽可能通过实战的方式，整合信息科技、数字经济、现代金融等领域的知识，快速培育一批适应数字化转型需要的人才。

在宏观上，需要培养懂得如何构建数字化生产关系、制定数字化产业政策、思考产业生态重构模式的人才；在中观上，需要培养熟悉数字化企业经营模式、能够构建数字商业模式的人才；在微观上，需要培养一批能够进行产品数字化创新和服务的人才。

在现阶段，因为没有成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无法形成体系化的数字化转型人才培养方案。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更多地用数字化环境激发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实现员工的自我突破。企业需要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创新机制和模式，通过改变现有人员所处的环境、激发他们适应数字环境的主动性，只有这样才能加速数字化转型人才的培养过程。

通过“价值赋能、理论赋能、技术赋能、生态赋能、人才赋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就可以有更清晰的思路，在国家政策引导下，通过塑造数字化产业生态来实现转型升级。企业要努力用五个方面的赋能树立正确的数字化转型理念，着力解决转型的投入产出问题，从而做到“会转、能转、敢转”。